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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句深深拷问灵魂的话，从李文彪口中缓缓吐出时，他已年过半百——五十六岁。曾几何时，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中国国籍，离开故土，远赴南美的玻利维亚，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岁月流转，中国经济如日中天，他又萌生了归心似箭的念头，想重新拿回那曾被舍弃的身份。可现实并不宽容，他无法如愿，最终成了黑户，成为了法律之外的漂泊者——找不到合法工作、没有居民保险、甚至无法开设银行账户。此刻的李文彪，心中充满追悔与无奈。
大使馆工作人员语气平淡，却如冰冷的利刃告知他：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他必须先放弃玻利维亚国籍。李文彪毫不犹豫，按要求放弃了玻利维亚国籍，就像当初舍弃中国籍一样干脆。然而命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个月后，北京公安部通知他，由于他在日本没有长期居留资格，中国大使馆并无权为他恢复中国籍。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般砸在李文彪心头，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一直坚信自己能回到中国籍啊。
此刻，他无国籍，无归属，连眼前的短期签证也即将到期。玻利维亚去不了，中国回不去，日本也无法停留。李文彪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天下之大，却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他成了真正的流浪者。三个月后，为了躲避遣返，他悄然移居横滨的华人街，这里容纳了许多像他一样无国籍的人，生活环境宽松些，却仍旧提心吊胆，每一天都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
为了生计，他将积蓄全部投入开设一家中华推拿馆，门口醒目地贴着中国二字，以此向世界表明自己的身份。就这样，李文彪独自一人在日本悄无声息地生活了十四年。身为黑户，他无法结婚生子，朋友也不敢轻易结交，孤独感如影随形。远在中国的亲人，他思念却无能为力——母亲九十岁离世，他连最后一面都未能相见，甚至无法参加葬礼。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没能参加她的葬礼，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件事。说到这里，他泪水如雨般滑落。如今，他唯一的希望，是向日本政府申请旅居特别许可，以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漫长复杂的审批过程，让他的未来依旧悬而未决，余生只能继续在忐忑与等待中度过。
在日本，李文彪并非孤例。八十八岁的陈福坡也是无国籍人士。陈福坡出生在中国，解放战争后随家人逃到台湾，后来作为留学生来到日本。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日本停止承认台湾护照。他面临两难选择：接受中国籍还是归化日本籍。出于政治原因，他既未加入中国籍，也未加入日本籍，最终成为无国籍者。陈福坡同样沦为非法滞留者，无法找到合法工作，没有健康保险，连银行账户都无法开设。他也只能逃到华人街，开设中餐馆。多年来，他经历的歧视与困顿，说出来都是泪。
陈福坡的女儿陈天玺，同样无国籍。一次，她搭飞机前往台湾处理事务，却因国籍问题被台湾拒绝入境，迫不得已折返日本，却又被日本当局阻拦。她被困在机场，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居住的国家不认我，出生的国家也不认我，父母的国家也不认我，在无国籍的事实面前，感到一种深深的虚无感。为什么我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后来，依靠父亲四处周旋，她才得以入境。重新踏上日本国土，心中滋味苦涩万分：若非父亲的关系，她是否将永远被困机场？网络搜索后，她才发现，日本至少有几千名像她一样的无国籍人士，而绝大多数人，生活在悲伤与不安之中。
还有霍姆，一个没有固定身份的女孩。每当别人问她：你是哪国人？她总是久久答不上来。她没有户籍，也没有身份证，唯一的证件是一张写着越南的外国人登陆证。多年前，越南战争爆发，霍姆的父母抛弃祖国，漂泊海上多年。即便后来逃到日本，也未能获得国籍。霍姆和父母仿佛夜行的幽灵，像蟑螂一般，只敢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出门，不敢光明正大生活。父亲无奈地说：当初是为了自由才来到日本，没想到，现在却完全失去了自由。他们只能打黑工，即便工资被拖欠，或遭恶意解雇，也无处申诉，只能默默承受。霍姆自小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在越南人眼里，她是背叛者；在日本人眼里，她如同异类，明明无过错，却处处不被接纳。
这或许就是无国籍人士最深的悲痛——漂泊一生，无根无依，既不能回头，也无法前行。 纪录片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道理：抛弃祖国的人，到哪里都不会被真正接纳。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君子不忘本，那些为了名利与金钱舍弃祖国的人，最终只会被世界遗弃。而最无辜的，莫过于无国籍人士的后代，他们从出生起便失去了选择权，一生都在为父母的决定买单。对于那些想恢复中国籍的人来说，唯一能说的或许只有一句：你在祖国最艰难之时离开，又有什么资格在祖国最繁荣之时回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