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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并不太赞同将“松弛感”作为描述法国人的标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法语本身的复杂性。法语被誉为世界上最严谨的语言之一。举个例子，法语的动词变位，比如说，吃这个动词，你，我，他/她，你们，我们，他们/她们，后面跟的“吃”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动词首先有六种变位，这还没完，法语还有法语共有6大语式：直陈式（lindicatif），命令式（limpératif），条件式（le conditionnel），虚拟式（le subjonctif），不定式（linfinitif），分词式（le participe）。每个语式还有不同的时态，其中直陈式（lindicatif）主要时态包括了，直陈式现在时（Indicatif Présent），直陈式复合过去时（Indicatif PasséComposé），直陈式未完成过去时（Indicatif Imparfait），直陈式愈过去时（Indicatif Plus-que-parfait），直陈式简单过去时（Indicatif PasséSimple），直陈式先过去时（Indicatif PasséAntérieur），直陈式简单将来时（Indicatif Future Simple），直陈式先将来时（Indicatif Future Antérieur）。所以，一个法语动词就要背几十种变位形式。
除了语法，法语表述也分为三个等级：soutenu（优雅的），standard（标准的），familial（日常的）。在日常的邮件交流中，如何使用恰当的敬语也是一门学问，这需要我们对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和准确的判断。例如，初次与人交流时通常使用“cordialement”（有礼地），关系稍微亲近一些则用“bien à vous”（祝您好），朋友间则可能用“amicalement”或“amitié”（友好地），而与非常亲密的人则可能用“je tembrasse”或“bises”（拥抱，亲吻）……我曾经有一个香港同学，因为不了解这套规则，跟一个初识的教授通信时在信末写了bienàvous,教授回信：ne soyez pas trop affective（请不要太热情），令我的香港同学受到了语言和情感上的双重打击。而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经历，曾在晚上回复一位老师的邮件时写上“祝您晚安”，结果被告知这样的表达不适宜，至今想来仍感尴尬。因此，即便现在，每当我给法国人写邮件时，依然感觉非常紧张，从未有过所谓的“松弛感”。
法国的餐饮文化非常讲究，餐桌礼仪也极其复杂。在外用餐时，餐厅的服务员分分钟都能教你做人。圣热尔曼大街上的任意一间咖啡馆，可能曾是萨特和波伏娃约会的地方，或海明威吃早餐的场所。我记得一次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名为 Le Sélect 的餐厅用餐，据说海明威曾住在对面，每天早上都会从这里的一杯咖啡和一块羊角面包开始他的一天。这里的服务员多为年纪较大的白人男性。那次我和朋友点了一个火腿拼盘作为前菜，由于前菜的分量相当大，我们没有吃完。我告诉服务员可以开始上主菜了，他却反驳道：“可是您的前菜还没吃完。”我回答：“没关系，可以上主菜了。”他再次质问：“您确定要这样做？”我坚定地回答：“对，我确定。”他显得很无奈，耸耸肩说：“您非要这样吗？那好吧，随您的便。”此时，这位服务生是在鄙视我是一个粗鲁的中国人，还是在羡慕我这种看似松弛的态度呢？
在书中，布尔迪厄探讨了法国不同阶层在文化品味上的差异。他认为，我们对美学、文化，特别是体育的品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以及更广泛的生活中逐渐渗透的惯习（Habitus）。惯习强调的是一种延续性，“惯习[……]是整个个人历史的产物，但也通过童年早期的形成经验，以及家庭和阶级的整个集体历史。”他认为：一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以便向世人呈现他个人的社会空间——换言之，一个人的审美意向——描绘了这个人的地位，并让他与更低层的群体产生距离。具体来说，布尔迪厄推测，这些意向是在个人童年时代所内化的，并引导年轻人朝向他们适当的社会地位，朝向适合于他们的行为，以及对其他行为的厌恶。审美意向的发展，绝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出身，而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积累资本和经验。文化资本的取得大多取决于“全面、早期及潜移默化的学习，这是从人们生命最早阶段就在家庭内进行的。”布尔迪厄相信“最显著的”阶级区别和偏好是“在平日的各种选择，例如家具、服装，或煮食，这特别揭示了深植人心和长期维持的偏好，这是由于这些偏好位于教育体系的范围以外，人们必须用最纯真的品味去面对”。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环境没有塑造出类似的“松弛”卫生习惯呢？朋友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里，鼠疫依然存在。我国现有38种甲乙类传染病，这与公共卫生习惯息息相关。卫健委宣传和科普提醒大家做好自我防护，特别是在流感季节和冬季，要注意个人卫生，如勤洗手、戴口罩等。这些习惯背后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人口密度极高。流行病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密度环境中传播速度和影响，与法国自然是不同的。另外，我认为欧洲公民相较于亚洲公民，比较少受到公共卫生的规训。因为公共卫生也是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的一部分，国家可以利用公共卫生加强社会管控，强化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例如一些东亚国家的医疗体系事实上都是前殖民宗主国留下的统治机制被现政府延续利用，继而让民众继续将维护卫生的价值内化，在心态上服从体制的管制。宋怡明（Michael Szonyi）的书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中有一个章节叫作“老鼠尾巴与公共卫生”，里面就谈过这个问题。
此外，还有几个典型的“松弛感”案例，例如法国警察抓贼的慢悠悠态度，贼通常很难被抓到。我们曾经历过被偷的情况，报警也只是自我安慰，找回来的可能性很小。去年夏天，我在阔别法国三年后，又去巴黎访学了三个月。那段时间，我感到非常紧张，一点也不放松。因为小偷太多了，我和同学们在地铁上都被偷过，甚至有同学经历了入室盗窃和抢劫。每次出门前，我都会纠结于贵重物品应该带在身上还是留在家中，因为都可能被偷。那几个月在巴黎，我完全不松弛，因为我对环境不信任。回国后，我感觉放松多了，不再担心街上的小偷，即使外地出差到凌晨下飞机打车回家也不会有安全顾虑。然而在巴黎时，我住在市中心，楼下的车因为一些庆祝活动被烧掉了。而本届奥运会期间，也有不少人嘲讽说小偷的盛宴，新闻上报道了许多权贵在观赛时被偷，甚至有阿拉伯贵族丢失了十几只爱马仕。
法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偷？这主要与移民政策有关。例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罗马尼亚四分之一的人口迁移到了西欧。2007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后，移民人数进一步增加。根据外交部的数据，很多移民选择了拉丁国家。意大利接纳了1137000名罗马尼亚人，西班牙1087000人，英国950000人，德国接纳了826000人，而法国接纳了106000人，位居第十。人类学家米里亚姆·蒂克廷（Miriam Ticktin）指出，尽管人道主义是出于减轻痛苦的道德需求，但在缺乏政治原则和实际指导的情况下，人道主义可能带来歧视甚至暴力的后果。她的研究表明，处理移民问题时，很多时候遵循的是“人道主义”逻辑，而非司法逻辑。由于缺乏制度和司法保障，罗姆人来到西欧后并未很好融入当地生活，反而将巴黎变成了罗姆少年扒手的天堂。由于他们未成年，即使被抓，也往往当天就会被释放，等于白费力气。
当然，网上有些帖子说法国人的“松弛感”表现得很极端，比如即使在或者烧车时，仍然有人悠然自得地坐在路边喝咖啡、品红酒。虽然法国人确实很重视享受生活，但这种极端画面其实相对较少。法国的通常都会提前报备，警察会全程跟随，失控的情况并不常见。前几年黄马甲运动引发了一些暴力冲突，但这种情况毕竟较少，正常人往往会远离这些混乱。网络上流传的那些画面和图片，往往是偶然事件，因其冲突感较强而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从而被广泛传播，形成了刻板印象。这就像外国电影对中国的偏见一样。比如我刚去法国的时候，社交网络还不如现在发达，有法国同学竟然问我家里是否有电视，还问我是否会武功，因为他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张艺谋的电影和成龙、李小龙的武打片。
奥运会上那些被称为“松弛感”的场景，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立。例如，康康舞表演的舞步显得乱七八糟，但大家依然展现出开心的态度。其实，松弛感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主义的盛行——即个体不必与他人相同，也不需要集体主义来提供安全感。在我们看来，和别人一样通常代表安全，而不一样则被视为离经叛道。舞步不整齐可能会被认为是没有认真练习，从而影响整体的整齐度。我们的集体活动总是追求一致性。我们小时候都穿校服，而在法国，校服几乎没有，只有少数有军事背景的学校才会有制服。而且，法国的学校没有运动会，很多法国人认为：“我们已经一起学习（工作），为什么还要一起娱乐或运动？”他们认为一旦有集体活动，就会有对个体的束缚。现在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工作的人在网络上抱怨团建这件事，而团建这个文化现象我也是在回国之后才开始了解到的。我们也常说，这个人不合群，但是在法国文化的评价体系里，不太会有这样的评价。
事实上，“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最早源自法语 的“individualisme”，来自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根源——启蒙运动思想的普遍反应。康德在其出版著作《实用主义人类学》中首先使用个人主义概念：“个人主义包括三种不同的狂妄：理性的狂妄、鉴赏的狂妄和实际利益的狂妄。《新大英百科全书》给“个人主义”的定义是： “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可以表述为以下三种主张：一切价值均以人为中心，即一切价值都是由人体验着的（但不一定是由人创造的）；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一切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道义上是平等的。”这种价值观在西方文化中被倡导，但它有时也会显得自私和冷漠。例如，当我们在法国的行政机构办事时，即使我们再着急，对方也可能冷漠地说：“ce nest pas mon souci.”（这不是我关心的事儿。）
说了这么多，好像对“松弛感”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或者批判松弛感本身，而是希望能用一种人类学的反思精神，带大家去看法国文化的另一面。这种松弛感背后的个人主义，确实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不靠谱，但是它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我读书的时候， 我的很多同学，可能读着书就突然终止学业去干别的事情。也有很多人是工作着，突然就辞职来读书了。教室里从20岁到80岁的人都有。我在法国读了十多年书，我中间也gap过，也去实习过，短暂地工作过，然后30多岁博士毕业回国工作，面试的时候，有老师就问我：“你怎么这把年纪才博士毕业啊，你这些年都干嘛去了？” 之前我一直引以为豪的丰富的人生经历，在这一刻却变成了让我尴尬的来源。在面试的那段日子里，我思考过：如果让我跟一个一直在校园里乖乖读书26岁就直博毕业的人交换人生，我愿意吗？答案是否定的。
似乎，我们的文化体系里就默认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儿，如果你的人生轨迹不是这样就会引来许多的质疑和评价。而法国文化里，大家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比较多元，整个社会对于个人的选择也比较包容。我们的主流标准，就是人要上进，要勤奋，但是巴黎街头到处都是流浪汉，大家也不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做价值判断。因为个人主义的盛行，你个人就只代表你个人。在中国，个人很容易把家庭和集体绑定起来。比如，你如果没考上好的大学，父母就会觉得丢人，在亲戚和单位的同事们面前抬不起头。在我们的评价体系里有很多诸如家门不幸/家风不正这样的词。一个人出现的问题，就是父母家族的问题。不仅是家庭，还会扩及到读书时所在的学校，工作后所在的单位等。我记得我小时候总听老师说：成绩不好拖班级后腿。那个时候韩寒的书开始流行，他有一句话就是：班级又不是一条狗，怎么还有后腿。
人类学家阎云翔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社会的个人主义》，书中提到：一，人们常常很难将他人当作平等者加以对待，从而会忽视他人的同等尊严和同等需求；二，不能将自己的精神自我改善纳入对个性的追求，从而会忽视个体性和公共性两层次的“灵魂自由”。近年来他谈到现在“鸡娃”这个现象时，认为鸡娃的背后就是那些紧绷的家长，他说：“大家都用单一化的生活理想来界定成功标准，只有一个赛道，也因此加剧了竞争。这背后的原因还是回到了个人主义缺席的问题。而我们整个社会对个人主义的理解有偏差，只强调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完全忽视了个体的自主、自立、尊严和与他人的平等关系等等。所以，我认为古典个人主义从来没有在中国社会得到正确理解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