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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Facebook和X（前Twitter）为代表的初代互联网巨头难以扭转近年来的颓势，在谋求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日渐衰落。尽管保持着总用户量龙头的位置，但Facebook在2024年的用户使用时长和应用程序打开率方面分别落后于TikTok和YouTube。在美国，仍有约70%的成年人使用Facebook，但青少年的参与度在过去十年从71%下降至33%，[2]以至于Facebook已经在部分年轻人眼中成为“中老年人的社交媒体”的代名词。而X自马斯克收购后面临着内外部多重困境：众多名人和知名品牌的纷纷退出、社交机器人发布的“僵尸内容”和仇恨煽动言论充斥、广告商的出走、不合理的创作激励机制和新付费方案的推出等，种种因素叠加，使得X平台的发展举步维艰。2024年底，在马斯克支持的特朗普赢得大选后，更是出现了一批用户转向同类平台Bluesky和Threads的潮流：Bluesky在大选后的一周有超过100万用户加入，在11月Threads的注册量也超过了1500万，[3]这一用户流失使得X的前景愈加惨淡。

　　与此相对的是，短视频平台TikTok增长迅猛和全球网络媒体的日渐“TikTok化”（TikTokfication）。2024年TikTok的平均用户月使用时长约为34小时15分钟，远高于第二名的YouTube平台，同时蝉联全球移动应用程序下载冠军。TikTok的飞速增长也引发了全球媒体的“TikTok化”风潮：一方面，越来越多网络平台将TikTok式的竖屏短视频信息流嵌入其中，如照片墙（Instagram）推出的Reels和YouTube推出的“YouTube Shorts”等，此外，音视频流媒体平台也加入了“TikTok化”的行列，奈飞（Netflix）在应用中嵌入了“Fast Laughs”作为剧集的短视频精华预告，声田（Spotify）推出了“Clips”作为艺术家和乐迷交流的窗口，等等，不同类型的网络媒体平台都将短视频与自身平台特性相结合，从而吸引年轻群体并增强用户黏性和互动性。另一方面，传统主流媒体机构和从业者也纷纷转向TikTok平台，目前有超过半数西方主流媒体机构在TikTok上开设账号并发布竖屏的短视频新闻内容，而部分东南亚、中东和拉美的地方媒体也抓住契机，纷纷布局短视频并建立自身新闻社区。这一转型目前实现了较好效果，2024年6月的数据显示，媒体和出版商发布的内容在TikTok上具有最高的用户参与率，平均每个帖子的分享高达317次，互动率高达4.7%，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内容。[4]

　　2024年，全球民众对于新闻的兴趣和信任进一步下降。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网民中对新闻非常感兴趣的比例仅占46%，相较于2016年的63%大幅下降。同时，对于新闻感兴趣的比例随着年龄降低逐步下降，在18—24岁的年轻人群体中仅有34%的人表示对新闻感兴趣。值得关注的是，约有39%的用户甚至产生了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行为，即主动地避开新闻内容，相较于2017年上升了10%。与此同时，2024年全球民众对于新闻的信任度仍处于40%的低位，是除了疫情暴发的2020年以外最低的一年。[5]媒体机构对于信用的透支、网络平台虚假信息的泛滥和多元渠道的信息获取等，都是当下传统新闻的关注度和信任度低迷的重要因素。

　　与平台的“TikTok化”相呼应，网络媒体用户的新闻获取呈现出“KOL（关键意见领袖）化”的趋势。根据牛津路透新闻研究院发布的数据，在YouTube、Instagram和TikTok等短视频平台，人们更加倾向于通过KOL而非记者或新闻机构来获取新闻资讯，例如美国的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英国的詹姆斯·奥布赖恩（James OBrien）和法国的雨果·特拉弗斯（Hugo Travers）等头部意见领袖往往都能在新兴的视频平台收获与传统新闻机构比肩的影响力。[6]这些KOL无需背负传统主流媒体机构的责任重担，使用视频的形式直接与年轻受众对话，采用更加平易近人和有趣的风格，选取气候、社会正义和心理健康等青年人关心的议程，从而开辟出收获广泛影响力的另类道路。

　　网络媒体的“KOL化”不仅体现在超级头部KOL的巨大影响力，还有大量的微型网红（micro influencer）和纳米网红（nano influncer）在一些特定垂类领域的影响力和信任度不可小觑。微型网红（粉丝在1000至100000之间）和纳米网红（粉丝小于1000）发布的内容关注度可能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却能够让每位粉丝真实可感地参与和互动，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互信。数据显示，微型网红在Instagram中的用户参与率比大型网红高7倍，同时纳米网红的网络互动平均参与率达4.39%，远高于超级网红。[7]总的来说，头部意见领袖日渐增强的影响力与微型和纳米网红的“长尾效应”将是接下来网络媒体“KOL化”的大势所趋。

　　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是当下网络媒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24年ChatGPT、Gemini和Sora等多模态内容生成式应用不仅在“数据收集与预处理”和“模型选择与训练”层面实现了变革与创新，更在内容的动态与创造性生成维度上取得重大突破，加速了信息生产与消费行业的变革与“重塑”。这些不同类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不仅在技术方面不断升级，还在网页端和移动端迅速落地和开放使用，并迅速跻身网络媒体平台的“第一梯队”。数据显示，2024年6月至8月，ChatGPT在移动应用程序中的月活量和下载量均排在前十位，其网页端的访问量也高达25亿次，增长率高达8%，在发布两年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在ChatGPT保持着人工智能平台领先地位的同时，谷歌的Gemini、微软Copilot和Character.AI等平台都实现了下载量和使用时长的显著增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24年的美国大选中，总统候选人的传播渠道向以播客（Podcast）为代表的音频平台迁移。自提名为党内候选人起，两名候选人特朗普和哈里斯都减少了与传统媒体的合作：特朗普甚至拒绝了几乎已经成为总统候选人惯例的CBS电视台《60分钟》节目访谈，而转向了十余家播客节目的录制。哈里斯虽然还是接受了CNN和Fox等传统电视台的专访，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媒体活动重心转移至播客。在美国，播客自2014年大热以来几乎一直呈现增长态势：调研数据显示，美国约有1.92亿播客用户（占人口的67%），12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47%的人在过去一个月听过播客，超过1亿的美国人会每周至少听一次播客，平均每周收听的播客集数为8集，这种增长态势预计也将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

　　一方面，西方主流媒体机构在网络媒体平台上的政治偏向持续凸显，其报道和发声日趋远离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规范，从而透支了公信力和信任度。在巴以冲突一周年之际，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推出了名为《陷落的加沙：在西方媒体镜头背后》的纪录片，通过CNN和BBC的10名参与报道巴以冲突记者的讲述，揭露了西方媒体新闻编辑室的内部运作是如何忽略巴以冲突的关键历史背景、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系统性的双重标准和存在亲以色列偏见等不公正报道行为。[8]此外，在中菲涉海争议的国际报道上，以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暗中资助的菲律宾新闻调查中心主任为代表，在互联网上发布多篇不实报道与文章，将中国塑造成侵略者，持续误导国际社会。事实上，西方主流媒体以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为基础的新闻观念导致的偏颇网络报道已多次引发争议和不满。

　　另一方面，半岛电视台和CGTN等全球南方媒体坚持对地缘矛盾与冲突进行准确、客观呈现，继而在国际舆论场上不断赢得关注和好评，已成为全球相关报道的重要信源。在巴以冲突爆发的一年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持续在巴以地区展开报道，并拍摄《炮火之下》、《浴血之城》、《生死之间》和《生死一年间》系列纪录片，通过双视角叙事，平衡客观地展现冲突给巴以双方带来的真实苦难和举步维艰的和平之路。系列纪录片和短视频在全球累计获得观看量超过9000万，并被BBC和CNN等84个国家和地区的900余家电视台和新媒体平台采用。这显示了全球南方媒体日益具备打破西方媒体霸权的话语能力，在不断爆发的地缘冲突事件中持续发出公正声音，真正推动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以TikTok为代表的网络视听媒体平台同样在打破西方媒体话语霸权，提供地缘政治冲突的全面客观资讯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以TikTok上的巴以冲突相关内容为例：一方面，TikTok以直观化、感性化的视频影像多视角、多维度地展现巴以冲突画面，并辅以精准的算法推送，在为全球用户提供更全面、平衡的巴以冲突信息的同时，唤起全球民众“反对战争”等正向情感共鸣，能够有效形成追求和平的团结声音。如加沙地区的KOL萨利赫·阿勒贾夫罗（@saleh_aljafarawi）和半岛电视台记者瓦埃尔·达赫社（@wael_eldahdouh）均有百万级别的粉丝，他们发布的大量手机记录的战火下的悲剧与传统媒体报道互为补充，为摆脱媒体霸权更全面了解冲突情况提供另类视角。另一方面，TikTok也凭借内容生产低技术门槛形成强大的用户参与势能，成为“Z世代”青年群体声援巴勒斯坦的主阵地。截至2024年6月2日，TikTok上带有#palestine标签的作品数量已近600万，海量年轻用户就巴以双方伤亡对比、巴以历史和巴勒斯坦现状等话题进行事实陈述与观点表达，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偏颇。此外，TikTok等社交媒体也积极打击针对地缘冲突事件中的虚假账号及各类谬误资讯，以维护平台信息生态与环境。

　　从传播主体来看，奥林匹克转播公司（OBS）、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媒体成为本次奥运会“数智传播”链条上的重要主体。OBS负责奥运会的电视直播、广播和数字转播，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极短时间内通过分析比赛数据和视频流，智能识别进球、破纪录等高光时刻，从而制作生成高质量片段集锦。除此之外，在报道过程中通过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生成，能够实时为观众提供最直观和关键的信息。国际奥委会则在数智传播中起到统筹作用，通过与不同公司提供的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发挥不同技术特征的优势从而丰富赛事的呈现视角。最后，各大网络媒体也在报道中通过AI呈现出各自的报道特色。CGTN利用人工智能增强网络摄像和三维模型战术分析系统等，在羽毛球和攀岩比赛中多角度捕捉精彩瞬间并全方位呈现，极大提升了观众体验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利用AI生成音频技术模仿了传奇解说员艾尔·迈克尔斯的声音，从而形成赛事解说和概览，收获了体育迷的好评。

　　从传播效果来看，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体育赛事这类“轻政治”信息的传播中能规避许多风险弊端，从而发挥出其在丰富内容、提升质量和个性传播方面的优势。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用使得许多基础性的赛事实时报道实现自动化，推动了更多小众项目的报道。与此同时，记者和媒体有更多时间精力去挖掘背后的人物故事和深度内容，提升了奥运赛事报道的丰富性。其次，人工智能在声画上的处理效率和创新空间使得体育赛事报道质量有质的飞跃，通过与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结合，让观众更具有临场感和沉浸感，从而最大程度享受竞技体育带来的快乐。最后，人工智能还能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习惯，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基于用户观看历史和偏好，人工智能能准确推荐特定运动员、赛事或项目的相关视频、数据分析和背景故事，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满意度，同时通过社交媒体监测，分析观众的情感和趋势，及时调整传播策略和内容，以实现更好的受众覆盖和互动。

　　在亚洲，网络媒体的发展趋于成熟。尤其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互联网接入率较高，用户使用时长趋于饱和，不同形态的媒体应用十分活跃，充分竞争下的优质互联网产品奠定了对外输出模式的基础。北美地区的互联网则以技术引领为主要特征。优质的高等教育和人才优势、庞大的市场和硅谷地区的创新环境使得北美成为引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龙头，同时各类垂类平台也十分兴盛，满足不同群体之间的媒介需要。欧洲地区注重互联网的监管。无论是之前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还是2024年新颁布的《人工智能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都体现了立法者对于伦理问题和潜在风险的重视。《人工智能法案》对AI系统的透明度要求、风险评估、数据保护和监管合规等多方面进行了规定，其治理思路为全球所借鉴。拉丁美洲地区的互联网发展速度较快，但创新性较弱导致本土平台缺乏；美国硅谷巨头在社交媒体平台和流媒体等方面建立了显著的竞争优势，从而把持了拉美多国的互联网生态。非洲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部分国家仍有过半人口未能接入互联网，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密切往来，未来发展具有较大潜力。

　　然而从动态的角度看，全球网络媒体的“南方转向”趋势逐步显现。[10]首先，全球政治文化呈现出“北退南进”的态势，全球北方在选举变局下诸多隐藏的社会矛盾在网络平台集中爆发，同时选举结果也呈现出民粹主义抬头和“小院高墙”的逆全球化态势；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则以合作共赢为主线：“金砖国家”的正式扩容，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在拉美国家举行的G20、APEC等重要国际会议彰显了“全球南方”作为代表和平发展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次，全球消费文化呈现“北降南升”的态势，好莱坞和迪士尼等传统欧美文化产业表现低迷，全球影响力有所下降；而来自印度的“宝莱坞”和尼日利亚的“诺莱坞”等新兴市场的电影票房表现亮眼，来自中国的“数智华流”又增添了Reelshort开发的微短剧和以Talkie为代表的AI语音聊天工具等新形态，成为全球网络媒体平台的创新引领者。最后，全球数智技术则呈现出“北领南追”的态势，全球北方在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方面仍占据着主要优势，全球南方仍然处于追赶状态。然而这一“数智鸿沟”并非不可逾越，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进步以“开源”和“共享”为主要特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结合自身擅长的领域和具体需求，开辟具有自身特色的技术发展道路，便能在数智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弯道超车”。总的来说，全球南方作为全球网络媒体发展的新兴力量，通过开放合作和创新包容发展，有望推动构建更公正的全球传播秩序。